共同富裕只准成功不能失敗

        8月17日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主持中央財經委員會第10次會議時，提出「共同富裕」，並設定此為第二個百年（2049）的具體目標；另一方面發起整頓演藝圈。這兩件事看似無關，卻可能是中國大陸從1979年鄧小平南巡以來，進行的另一次｢典範移轉」，這項工作成敗難以預測，但勢必對中國大陸產生重大影響。

        評論家石齊平針對1979年以來鄧小平的理論，提出三個觀點：(一)就經濟發展而言，是「發展是硬道理」；(二)就政治發展而言，是「穩定壓倒一切」；(三)就社會發展而言，是「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」；但40多年後的今天，要考量的新思路必須轉為：(一)「發展是硬道理，可持續的發展更是硬道理」；(二)「穩定壓倒一切，有和諧的穩定才是真正的穩定」；(三)「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，現在則是到了該『共同富裕』的時候了」。

全世界都遭遇經濟變局
其實，中國大陸當前面對的問題不是大陸所特有的，而是資本主義、全球化與網路虛擬經濟發展到今天，世界各國都在面對的問題。以美國為例，2013年民間發起的｢占領華爾街：1% vs.99%的對話」，就是針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檢討聲浪；而2016年川普競選期間提出｢美國製造」口號，也是想讓製造業重新回到美國，而非過度依賴虛擬經濟。所不同的是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走向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已超過百年，期間歷經多次經濟危機，已經適應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波動，也有解決問題的歷史經驗；然而大陸的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」，雖歷經40年，但還是處於實驗階段，還在「摸著石頭過河」，中國大陸從無因應這種經濟變局的經驗。

東西方處理方式不同
西方國家遭遇這種變局與挑戰，可以透過租稅手段或財政政策來處理，加上美國挾著經濟軍事外交優勢，以及獨有的「無限制美元貨幣發行權」，透過不斷的「量化寬鬆(QE)」、軍事外交壓力，強迫外國便宜商品出口到美國，同時要求世界重要製造業廠商到美國投資設廠，解決它內部的貧富差距與製造業失衡的問題。然而，中國大陸雖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但畢竟國力不如美國，政治體制也不同於西方國家，且人口眾多，採取的手段當然也跟美國與西方國家不同。
對大陸或世界而言，這種常識是一種「典範」的移轉，是透過社會主義解決市場經濟的嘗試，成功與失敗難以逆料，但對大陸而言，是艱難但必要的選擇。
過去西方國家遭遇過1929年經濟大蕭條，以及1970年代「停滯性膨脹」，當時經濟規模沒有現代社會龐大，因此透過美國為首的凱恩斯總體經濟革命與雷根經濟學，慢慢渡過了資本主義的危機。但現在中國大陸面臨的是14.7兆美元的GDP及14億人口的龐大經濟體，經濟改革開放也僅僅40餘年，同時又要應付世界首強美國的打壓，沒有時間依循過去資本主義的經驗慢慢調整，確實有必要改變戰略，尋找新的改革典範，「共同富裕」這個用社會主義手段解決市場經濟問題的策略就此應運而生。

共同富裕有三個面向
據筆者觀察，「共同富裕」理念正朝「三個面向、六項作法」逐步體現。

        一、經濟面：主要推動兩項政策：縮小貧富差距及引導資本流向。其實西方國家也遭遇到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，他們的企業界與學界自發性地推動「企業社會責任」，希望企業協助弱勢，扶助中小企業，而大陸的共同富裕政策則是透過對IPO的監督及大股東的限制，調整貧富差距。其次，為了將資源引導到商品生產，進行資源合理分配，共同富裕政策包括強化基礎公共建設、完備醫療與養老體系、平衡區域發展、協調各行業發展、支持中小企業，同時限制與控管遊戲產業、補教業，希望減少學生的壓力，投入實質生產面。

        二、社會面：進行打擊奢靡風氣，並進行財富三次分配。打擊劣跡藝人、取締陰陽合約、整頓「飯圈、娘炮」，是希望透過社會政策與監督，整頓娛樂圈的亂象，更要斬斷背後的資本鏈。另一方面則是引導富人自願捐獻，具體方式是採取非租稅措施，透過「第三次分配」，鼓勵高收入者、企業主動回饋社會。

        三、政治法律面：一方面打擊貪腐集團，減少政商勾結，另一方面取締非法及不合理收入，同時調整外資介入，減少外資的影響。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，反貪和滅貧是兩大目標，如今9年過去，反貪仍是推動「共同富裕」的重要工作。同時強化取締非法及不合理收入，因此除了鼓勵富人回饋社會外，在法律面還要加大稅收、社保、轉移支付等調節力道，並提高精準性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，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，同時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，依法保護合法收入，合理調節過高收入。據悉，最近大陸將會推動贈與稅與遺產稅的相關法令。

結語
如前所述，透過社會主義手段解決市場經濟問題，是大陸現階段不得不進行的新嘗試，但由於歷史上沒有類似的經驗，成敗與否難以預料。筆者認為，這樣的嘗試可能存在一些問題，例如共同富裕的界線不斷下降，是否會動搖中產人士的信心？有能力者「走資」的速度將會更快，即使官方會有因應策略，但未來資本家也可能找出應對之策。另外，可能會影響已到達某個水平的商界人士的投資意願，這將波及科技和制度創新。

這項挑戰的結果難料，但對中國大陸而言，這樣的嘗試只能成功，不許失敗。